论《莺莺传》到《西厢记》思想的转变

摘要：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最早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同是描写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唐代《莺莺传》的张生为了功名始乱终弃，而赢得“善补过”的美名。元朝《西厢记》的张生为了崔莹莹放弃功名，又为了崔莺莺应试科举。一个以功名为重，一个以爱情至上，这就体现了两个朝代社会环境和社会思想的变化。

关键词：《莺莺传》 《西厢记》 社会思想

同是描写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变《莺莺传》中以功名为重和视女性为祸水的思想，转而赞美了青年男女为了自由爱情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行为，这不仅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封建礼教的松动，同时也反映了市民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的反抗。

一、由礼的重视到礼的淡化

唐代《莺莺传》赞美张生“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体现了唐代是否知礼守礼是评价一个人品格的重要方面。而后张生曲解莺莺之诗《明月三五夜》，逾墙来见莺莺时，莺莺训斥他说“非礼之动，能不愧于心？特愿以礼自持，勿及于乱”。更是体现了礼作为当时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人们心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青年男女尚怕有失礼仪，更不用说老一代的人了。于礼不合，则有非礼之嫌，而不被人接受和认可，落下不白的名声。

而元代《西厢记》对礼的重视则极大的淡化了，而更讲求一种本心。老夫人反对莺莺和张生是出于“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的门第观念和家族利益的考虑；张生逾墙相会，莺莺只说“若老夫人闻之，有何理之说”，这里的“理”是理由、道理之意，是出于对封建家族的惧怕和对红娘的猜疑。这都是个人本身思想的顾虑，而非出于对是否符合礼教的考虑，礼教已不再从各个方面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渐渐淡出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思想。

二、由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

《莺莺传》中，张生为考取功名始乱终弃，并称莺莺为“尤物”说她“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而“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里，莺莺不仅被抛弃，还要承担所爱之人名落孙山的罪过。作为女性，她不顾礼教的束缚与张生相恋这是她极具进步意义的一面。但在张生即将上京之时预感张生会抛弃自己，却也只表明“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虽然有千万般的不舍，但在封建礼教与制度的压制下，却也不能大胆表现自己的意愿。虽然她也曾在被抛弃后向张生表明了万般憔悴皆为君的真情，却也只换来张生“当时且自亲”的奚落和“怜取眼前人”的安慰，她不仅得不到人们的怜悯和同情，还要背上“妖孽”“尤物”的恶名，但是作为女性，被抛弃也只能忍，无处诉说，无人能解，无法反抗，万般滋味也只能和泪咽下。在这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只能任男性或玩弄或欺凌或抛弃，始终处于极低的社会地位。

《西厢记》中的莺莺则不再是一个任男性欺压的形象，而是为了爱情不畏艰难、一往而前。她抛开封建伦理礼教和张生偷情，并在张生上京赶考之前嘱咐他不能忘记自己、始乱终弃，并说“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不仅体现了她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对自身地位的肯定，她是有和男性同等的地位的，并不卑微。相国之女，高贵的出身可以保障张生夫凭妻贵，同时她也意识到她地位的优越性，使她有足够的资格配的上这个男性，有足够的资格为了自己的幸福去抗争争取的。这就不像《莺莺传》中的莺莺作为男性的附庸，逆来顺受的消极附和的处境。

三、由追求功名到追求爱情

《莺莺传》中，张生为了功名抛弃莺莺，并以商纣、周幽等以一女灭国之人来反衬自己不因一时淫逸而荒废对功名的追求，时人不以其始乱终弃而贬低他，反而认为他“善补过”，而给予他美名。这就反映了时人对功名的肯定，认为大丈夫当以国家建设为重，而不应以淫逸乱志。张生最终抛弃莺莺，也就是他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的表现，那么为了考取功名为国家建设出力的张生，最终抛弃莺莺这就是值得肯定的了，这也就可见时人对追求功名的肯定。

《西厢记》中，张生一见到莺莺就放弃了对功名的追求，两人因两情相悦而相爱，并不顾作为封建礼教代表的老夫人的反对而偷情，对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爱情，时人却多持肯定态度，这也正合了剧末所写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也体现了人们对纯真的两情相悦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它超越一切世俗、功利、门第等的束缚，而呈现出一种纯真无暇的状态，这种爱情是值得肯定的。“在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情感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1]在对爱情肯定的同时就淡化了对功名利禄追求，后来张生应试科举，也只是迫于老夫人的压力。此时功名就成了爱情的附庸，这与《莺莺传》中爱情为功名牺牲就完全不同了。

四、由对女性的压制到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莺莺传》中，“文战不胜”的张生把自己举试失败看作是莺莺的过错，认为莺莺是“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他要抛弃莺莺，用忍请来成就功名。这里，女性自身虽并无什么过错，却被认为是男性成功之路的绊脚石，爱时炽烈，弃亦决绝。男性在不能取得成功，而又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女性自然就要承担男性不能取得成功的罪过，而这种思想被时人所认同和赞许，可见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受压制的地位。而女性自知出于被压制的地位，却对曲解保持沉默，这也就体现了女性自身的局限性，无力改变，便索性不予抵抗。

相对于以尤物妖人论为主要思想的《莺莺传》，《西厢记》的主体思想则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上。首先，张生和莺莺在寺庙相爱并偷情，就与传统的寺庙乃六根清净之地形成了对比。其次，他们不媒而合，就是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爱情的反叛。最后，在老夫人发现他们的关系，而想要破坏纯真爱情之时，红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据理力争，并陈述利害关系，最终挽救爱情。这就体现了人们为了爱情而自觉的反对阻碍幸福、禁锢思想的封建礼教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又是不彻底的，这就体现在张生为了满足老夫人对门第的要求而上京高考上，他们为了自身幸福又不得不屈从于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要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种反抗是不彻底的，存在着软弱性和妥协性。

从元稹的《莺莺传》到王实甫的《西厢记》变张生为功名始乱终弃，到张生为了莺莺放弃功名，后又功名美人双收。反映了两个朝代对功名和爱情的不同态度。《西厢记》莺莺和张生为了爱情反抗代表封建礼教的老夫人，也就暗示着文人对不公的社会制度的抗争。而题目《西厢记》本身也极具讽刺意义，本该为清静之地的普济寺西厢成了爱情和欲望的代名词，这就和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形成了悖论，反映了封建伦理礼教的虚伪性和可笑性。而《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也就反映了当时文人普遍向往的功名梦和爱情梦。（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