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域下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研究

[摘 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加强了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研究与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学说。邓小平建党学说蕴含着丰富的政党伦理精神和价值准则，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党的建设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正确认识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是执政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以及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现代化；政党伦理；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2-0031-09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党不但有着思想和组织上的要求，而且还有着严格的伦理规范要求。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准则、价值核心和伦理规范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探索与实践。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在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改革中，起着决定整个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作用。

一、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一）重视伦理建设是政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世界各国政党产生与发展的逻辑可以看出，政党与现代化紧密相连，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既然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政治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党也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关于政党现代化问题，邓小平有着深入的思考和丰富的实践。在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1]这是因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现代政党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应根据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不断进行适应和调整，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方面，现代化过程要求政党关注自身的工具合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政党本身性质如何，如果其组织结构、功能、体制机制及活动方式不够科学，缺少足够的灵活性，那么它势必会因为无法适应时代要求而遭到淘汰，给一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进而迟延或阻碍现代化进程。相反，如果一个政党能够根据时代特征和国情需要及时地进行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不断调整其组织体系、成员素质以及运行方式等等，必然会发挥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还要求政党重视更深层次、体现伦理规范的价值合理性，即政党伦理。这是因为，政党伦理内源于政治生活并贯穿于政党活动之中，其实质是“以公共权力为指向，以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为核心的政党活动和成员行为的伦理理想、道德规范及其实践过程”[2] 。这就说明，执政党是以公共性为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担负着为社会谋求公共利益的责任。由于执政党是公权力的领导者，也是人民权利的受托者，所以它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观点，把公共精神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信仰，要在所有政策、方针和制度中体现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经验表明，政党伦理是政党能否获得民众认同和拥护的重要条件，也是政党获取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重视伦理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要求，虽然革命导师没有直接提出政党伦理的具体概念，但是却阐明并践行了相关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深入融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形成了促进国家、社会、民族道德建设以及政党完善的伦理思想。而这些都是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的重要思想准备。

（二）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式微与重构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科学地观察、分析错误，并以自我革命的勇气纠正错误。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3]这说明实践是理论之源，无论正确与否，过去的历史活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都能为未来的决策和活动提供历史借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导致了革命伦理逻辑的异化，即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伦理逻辑被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首先，异化后的政党伦理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执政的价值合理性，它将党内不同意见视为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这一特定执政手段上升为党的执政目的，进而导致了政党及其成员的伦理失范。异化后的政党伦理片面强调集中和党员的责任、义务，结果就使得党的伦理规范、宗旨属性以及党的执政实践随之发生偏离。其次，异化后的政党伦理破坏了共产党执政的工具合理性。从“文革”的运动形式来看，它延续了革命时期的逻辑思维，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斗、批、改”为主要手段的工具体系。历史地看，这一体系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为党由革命型政党发展为执政型政党准备了锐利武器。然而，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摆在执政党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顺应现代趋势，推动国家、社会以及政党本身的现代化建设。若是由于社会环境、历史惯性等原因，这一革命性工具不能及时退出政治生活，继续充当国家治理工具，那么“必将使党在全国的执政实践中抛弃合理的以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特征的执政工具系统”[2]，给社会各个领域造成严重混乱，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在现代化趋势下，执政党只有根据时代发展和人民利益诉求适时推进自身变革，重构具有现代性的政党伦理价值观，即具有共产主义伦理追求、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等，才能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基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上，邓小平重点阐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思考。他强调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也就是说，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思想僵化。实现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政党伦理而对政治合法性和执政权威性所面临的挑战的积极回应。正是因为深刻洞察了共产党的现代化发展趋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才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在拨乱反正中明确了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任务，逐步进行了以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了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推动党内生活正常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党的建设。经过10年左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邓小平同志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首次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自始至终，邓小平始终围绕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开展执政活动，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确定了合理的伦理基点，而且标志着党告别革命伦理回归执政伦理、由统治型政党转变为服务型政党的重要起点。

二、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革命功利性：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政党伦理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代表着特定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伦理的一部分，必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体现了革命功利性。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提出过共产党具有功利主义，不过这里所讲的“功利主义”，不是局部的短期利益，也不是为少数人所专有的利己主义，它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3]。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实践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思想。一方面，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1]，把实现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富足放在首位。这是因为，生活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决定了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稳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发展社会主义要注重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善于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同时，他还积极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探索劳动者福利保障制度，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等。另一方面，邓小平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消灭两极分化。他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区别，也是社会最公平、最理想的状态。在他看来，所谓共同富裕，就是指“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这表明，共同富裕不但表现为物质资料的富足、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多还体现为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充实和公民文明素养的提高。

（二）继承发展性：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不是凭空生成的，也不是從西方政党伦理理论移植而来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之中。一方面，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以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为血脉基因。自中国古代以来，历任统治集团都需要“德治”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周朝“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解释其统治的合法性，到孔子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来反映执政者与民众的相互依存关系，再到唐太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贵民思想以及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政治追求等等，无不把以德治国作为执政、安邦之道。这里所谓的“德”，其实就是民本思想的反映，它要求把敬重百姓、爱护民众作为社稷之本、兴国之要，而这则为邓小平政党伦理中的民本思想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另一方面，它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实质内核。从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的价值原则、组成要素以及实践路径来看，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实质内核的：其革命功利主义思想是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和发扬。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重要论断，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借鉴与补充。从毛泽东同志坚持把“德才兼备”作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再到邓小平首次把以德治国上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无不说明利用道德力量参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由此可见，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不仅有着深厚悠久的历史底蕴，而且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为实质底色，彰显出了科学理论继承与发展的特征。

（三）实践创新性：植根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通过创新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趋势

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产生于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同时又指导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在10年“文革”时期，由于受到社会生产水平和认识偏差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并没有朝着生动活泼的方向发展，反而被禁锢在各种条条框框之中，逐渐变得僵化起来。一方面，是由于党内还大量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1]。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革”期间大搞思想禁区，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导致官僚主义盛行以及奖惩评价机制的不健全等等。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党内依然存在的思想束缚、限制生产力发展等错误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面对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邓小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创立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阶段、动力和外部条件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人们只有率先在思想认识和理论体系上取得重大突破，人类的劳动实践才会有新的发展、质的进步。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不仅深化了全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同时也规范了转型时期各级党组织及其党员干部的伦理行为，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核心，永葆党的先进性，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和优势。

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的发展与贡献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培育共产主义伦理追求

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难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1]。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科学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同样具有科学性，它为解决政党伦理问题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将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作为逻辑起点，它在扬弃各种旧伦理思想的同时，正确地揭示了道德是一种受到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制约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道德问题的，它在辩证地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基础上真实地揭示了道德的发展规律，即低级道德不断发展，向高级道德运动的历史现象。

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的政党，它从创建之初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最终目标。从我们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程来看，党的最高宗旨，革命和执政的伦理追求以及道德规范都属于共产主义伦理范畴，是共产主义伦理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和体现。邓小平认为，我们党向来有以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的优良传统。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这些伦理逻辑中许多好的传统却遭到了恶意攻击。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共产主义道德伦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否则社会主义就无法建成。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非常重视党员干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他认为，培育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追求，最重要的就是党员干部高度重视并自觉践行起来，“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培育共产主义伦理，体现了邓小平对政党伦理理想的初衷和追求，为党和国家肃清各种错误思想和增强抵御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明了核心内容和行动方向。

（二）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在伦理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一切势力和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统一意志的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牢固确立党在伦理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而坚持党的领导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1]。这就给刚刚稳定的政治局面带来了极大挑战，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

鄧小平认为，虽然党在过去的领导中犯了一些错误，但这决不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这是因为，一方面，党具有顽强的自我修复、自我调整的能力。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5]在历史上，我们党曾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每一次党都能够自觉地查找症结所在，并予以坚决地纠正，使党永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纯洁性、先进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了党强有力的、正确的领导，就有可能使中国重蹈十年内乱期间“踢开党委闹民主”的覆辙，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挫折。为此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1]针对十年内乱中党的领导权威严重弱化的情况，邓小平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改善党的领导，一旦党的领导坚持了正确科学的指导思想，党就会变得坚强有力。

（三）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巩固无产阶级政党伦理的核心价值

政党是特定群体、阶层或阶级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其服务对象和利益导向决定了政党伦理价值和道德核心[6]。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自成立以来就将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导向。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每一项制度和决策都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民心向背是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因此他始终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的核心原则，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既是我们党搞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党的伦理思想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旨归。

自觉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也体现了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中的执政之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它不仅不把人民群众当作斗争工具，反而“还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8]。既然党是人民群众冲决旧世界之网罗、自己解放自己的工具，那么党在伦理建设中必须彰显出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所有政策和活动的中心。此外，公正原则从来都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之一。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至少包含制度正义、分配正义两个向度。其中，制度正义是指党的规章制度、党纪法规、政策原则在党内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不允许任何干扰党纪的执行，不允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1]。然而真正的公正还要体现在结果上，即社会财富在分配上是否体现了公平。针对这一点，邓小平提出并完善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其特征在于按劳动的好坏、技术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分配，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注重谋求以集体面貌出现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忽视个体权利的公平、平等”[9]的状况，发展和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价值伦理。

（四）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化的途径，加强执政党的伦理建设

邓小平尤其重视党的道德伦理建设。一方面，他认为只有不断坚持思想道德教育，加强思想建设，才能纠正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道德失范、伦理失序现象。从现代政党的构成要素来看，党员不仅是政党行为的主体，而且也是政党伦理道德的实际承载者。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由最具共产主义理想和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因而构建政党伦理道德、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伦理水平。所谓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就是指通过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伦理规范教育，使党员干部形成共产主义性质的人生观、道德理想、道德观念、道德情操的道德实践活动。其实，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曾强调，要“一步一步地提高党员的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8]。为了有效解决当时党内出现的党群关系紧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不正、贪污腐败等问题，他认为必须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3]。在党中央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后，党和国家都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邓小平认识到，这既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因此他强调要始终坚持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伦理道德素质，唯有如此才能化挑战为机遇，化风险为动力，使社会主义显示出勃勃生机。

另一方面，鄧小平非常注重通过完善制度加强党的伦理建设，这是因为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政党制度也同样含有伦理要求。邓小平认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制度好”与“制度不好”实际上就内在地体现着伦理意义上的评价，评价标准就是能否兴利除弊，能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能否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1]。这些弊端集中反映为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特权现象以及法制不健全等等。邓小平指出，这些弊端不仅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而且还会使我们党脱离人民群众，因此党和国家必须要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地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检验制度改革的三个标准：在经济上，能否逐步改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政治上，能否充分发扬民主，确保人民享有各项权利，尤其是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为了确保实现上述两个要求，党和国家还要能够“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1]。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彭文龙.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生成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列 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李建华.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董金荣，王慧慧，张忠义.党的执政伦理的发展与进步[J].理论视野，2011，（9）.

[责任编辑：邹立鸣]

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Deng Xiaoping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party building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rty building theory of Deng Xiaoping contains a wealth of party ethical spirit and value norms， 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s a series of ethical and moral problems in party build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Deng Xiaoping"s party thought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ization.

Keywords： Deng Xiaoping； Modernization； Party Thoughts； Reform and Opening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