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建设成为我国旅游扶贫工作的重点,生态旅游扶贫成为中西部贫困民族地区实现精准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攻坚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社区建设、安全治理和经济秩序等方面仍面临着挑战。文章借助多个案例分析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困境,提出其应通过着力推进“生态+”战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整合危机管理措施,发展生态绿色经济等路径解困,从而建立生态旅游扶贫产业振兴和永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56(2019)01-0052-04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特色保护型”村庄,其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宗旨,提出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创新生态扶贫方式等举措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2018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乡村振兴要把精准扶贫放在首位,力争2020年实现区域性全面脱贫。因此,生态旅游扶贫既含有“可持续性”特征,又是生态、旅游与扶贫三者的有机融合,成为我国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脱贫致富和产业振兴的重要模式。
目前,国内对民族村寨生态层面的研究集中在2000年之后。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以李忠斌为代表的学者深入研究特色村寨建设和保护(谭元敏,2016;吴忠军,2017)、生态社区参与(李慧,2013;王逍,2015)以及可持续发展(李忠斌,2015;胡曼,2017)[1-2]。旅游视域下的村寨建设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对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保护、优秀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民族风情弘扬、生活条件改善、居民就业增收、旅游经济绿色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3]。然而,现阶段国内学者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层面出发不多,更鲜有结合乡村振兴背景的民族村寨生态旅游扶贫有关研究。
广西作为全国较早提出和探索生态扶贫的自治区,需要结合广西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现状与困境,探索一条集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包容增长、安全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扶贫路径,成为实现其精准脱贫和经济提振的必然要求。
一、研究意义
(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生态建设和保护问题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从2009年9月,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选择性试点,到2012年颁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再到国家民委对其命名挂牌,国内涌现出一大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保护与发展工作广泛展开。近10年来,我国积极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打造生态试点基地,试图引导贫困人口由分散的个体经营向规模化经营发展。2018年2月,我国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新格局,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的统一。因此,研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扶贫问题符合我国战略目标、时代要求和扶贫趋势,广西深化生态旅游扶贫工作能为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生态产业振兴助力。
(二)生态旅游扶贫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精准脱贫的创新模式
20世紀80年代,我国在贵州毕节等地以“开发扶贫、生态保护” 为方针进行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试点,并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实现了脱贫致富,这引起了各地旅游业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30年多来,我国贫困地区致力于“消除饥饿、消除贫困”,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存在扶贫面窄、扶贫碎片化和返贫率高等难题。在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下,2018年1月,国务院多部委联合出台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指明到2020年,我国力争组建1.2万个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吸纳10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带动约1500万贫困人口增收。为此,广西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精准扶贫的新方向,能够避免重走发达地区“高速发展、严重污染”的老路,极大地彰显生态旅游扶贫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精准扶贫的创新引领作用。
二、困境分析
广西实施生态扶贫有着良好的基础,其森林面积达2.2亿亩,人均4.6亩林地,森林覆盖率达62.2%,居全国第三位。目前,广西共有59个村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并予以挂牌,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在生态扶贫观念的引领下,广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推进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促进了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生态扶贫已成为精准扶贫的有益补充成分,为扶贫事业做出了贡献。然而,受传统扶贫模式、资金力量等因素的影响,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工作仍然存在困境。
(一)生态扶贫产业单一,旅游产品供给受限
从生态扶贫产业层面看,生态产业结构单一,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生态旅游扶贫缺乏多元化、复合型、综合性生态产业的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发展面临风险。另一方面,生态产品供给受到数量、资金和思想观念等束缚,有效供给不足。
(二)生态旅游设施滞后
从生态文明建设层面看,基建和文建关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宜居乡村打造。该方面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缺乏合理的扶贫规划引领。有的景区、片区范围内的建设布局却缺乏合理的规划,部分传统村寨景观中掺杂许多私营现代商铺,导致其传统生态文化景观的离散和破环。二是旅游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如某村赖以生存的地下井水遭受污染,同时这些水被作为矿泉水采集供游客饮用,饮用水安全得不到保障。三是产生传统文化的涵化、异化现象。
(三)参与生态社区建设动力不足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的社区,其居民参与是其旅游从外部激活的重要支撑[4]。但反观广西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生态社区建设,一是一些居民扶贫参与感不足,缺乏激励措施引导,致使居民参与自身缺乏动力。二是在扶贫进程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会产生矛盾,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都是解决矛盾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生态危机管理意识不强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生态建设和保护上,政府和旅游公司等在扶贫实际操作中有明显的“选择性治理”行为。一方面,生态旅游扶贫安保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治理思维片面。另一方面,生态旅游危机管理体系不健全,部门之间缺乏合作,容易出现生态旅游危机。例如,近年的传统村寨的火灾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就是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安全治理长效机制的不完善。
(五)村寨经济结构离散,生态金融秩序有待改善
一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结构不稳定,金融秩序有待改善。一方面,扶贫资金投放信息透明度影响居民创富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某村在生态旅游建设中争取了资金支持,但其在木结构吊脚楼外立面包装、游客中心建立等项目上却进展缓慢。另一方面,村寨经济建设分散。一是由于资金投入泛化,二是由于旅游产业自身的“季节性”,三是由于产业体系“不循环”,这些导致居民收入来源的不稳定和村寨经济结构的“离散”。
此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在景区秩序、市场管理、土地流转、危房改造、收益分配等方面也需要创新和改革[5]。
三、解困路径分析
(一)着力推进“生态+”战略,深化多产业融合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引擎力量。广西生态旅游扶贫应推进“生态+”战略,注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产业的多元化,避免单一的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结构陷阱[6]。一是推行“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等传统生态产业发展。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以生态资源为重要依托的传统农、林、牧、渔等产业融合,全面推广如“水稻养鱼”等生态农业与渔业结合的优秀种养殖经验。二是推进“生态+民宿”“生态+文创”“生态+康养”等新兴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大力开发新兴生态旅游产品项目,如生态民宿产品、生态康体保健品、生态研学体验项目等。三是打造生态文化IP主题品牌。生态旅游产业是生态旅游扶贫的重中之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要想“自给自足”,必须拥有一套“供、产、销”于一体的生态文化品牌体系,提高核心竞争力。例如恭城莲花镇作为“月柿小镇”,形成了月柿“生产、加工、销售、体验”四合一的生态农业旅游品牌,自主研发出脆柿、柿馅饼、柿叶茶酒等系列产品,建立月柿定點收购互联网交易平台,使恭城月柿步入规模化发展。从而充分借鉴地方生态旅游富民经验,扩宽生态旅游产业链,实现生态与旅游等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产业兴旺助力。
(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村寨生态宜居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生态宜居的基本内容。生态旅游产业以具有明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环境为主要景观资源,其本质在于对生态平衡的追求,能够扩大居民的视野,提高其文明程度。为实现生态宜居,一是推进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古民居房屋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新建设施采用环保无污染的建筑材料,加强生态厕所、生态停车场、生态餐厅等生态旅游场所规划建设;合理项目评估和招标,避免“盲目投资”和“拖延怠工”。二是完善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系统。旅游者的不断“涌入”对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影响,村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应将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并重,净化人居生态环境,打造自然山水田园风光。三是充分发扬当地民族特色文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文化包括以生产、饮食、服饰、建筑为主的物质文化,以民族语言、民间文学为主的语言文化,以民族信仰、艺术风情为主的精神文化和以节庆、祭祀和娱乐为主的社会文化,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精神领袖等对、村寨年轻人和外来生态旅游者“言传身教”,挖掘培养乡土文化本土人才,传承和发扬本土文化。从而避免文化“涵化”,加强生态文化保护、民族认同感和精神文明建设。
(三)提高居民社区参与,促进包容性增长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社区和谐包容发展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关键所在。包容性增长提倡为话语权的“弱势”提供平等的决策机会,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应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为诉求,注重权益公平和社区参与[7]。一是注重居民生态旅游扶贫感知。生态旅游者进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旅游实践,造成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解构和重构,因此政府应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启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感知”调查,听从百姓内心的声音。二是加强村寨居民生态旅游扶贫参与。充分整合居民的各方需求,加强居民生态旅游扶贫决策、利益分配、培训学习及生态文化保护等参与。三是完善生态旅游社区建设。政府创造创业就业机会,提供旅游知识技能培训;通过减少税收、提高补贴、提供无息贷款、社会投融资等方式扶持村寨旅游经济发展[8]。从而协调好几种角色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快社区旅游经济结构改革,加强社区参与责任意识,促进村寨传统古民居环境生态化、游客旅游心态健康化、居民精神生活幸福化。
(四)提高危机管理水平,完善扶贫安全治理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危机管理是扶贫安全治理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旅游危机事件层出不穷,生态扶贫治理必须避免单一思维或片面思维,强调整体论和系统论,重视生态旅游危机预防和处置,实现“有效治理”。一是监测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针对诸如“黑导游”“宰客门”等旅游危机事件,政府应及时了解舆情变化,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舆情危机事件,维护旅游企业和村寨形象。二是建立传统危机应急机制。地震、台风、火灾等传统生态环境危机事件影响村寨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要建立“预防、预警、响应、控制和恢复”的应急机制,尤其是要加强其吊脚楼等木结构建筑的消防预警和保障,避免火灾[9]。三是建立广西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之间广泛应对生态旅游危机的协作机制。危机管理需要整合多方经验、配合与协调,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和危机管理规划决策的科学性、时效性。从而提高旅游危机事件管理水平,完善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环境治理、旅游危机管理和社会安全治理。
(五)发展生态绿色经济,创造可持续生计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经济绿色、健康、协调和可持续代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发展的问题导向、目标意向和伦理趋向。居民生活富裕的实现需要依靠旅游所创造的稳定持续的收入来源,一是盘活收益提高村民创富能力。牢固树立经济绿色发展理念,村寨各利益主体行为意识应从“利己”到“利他”转化,各类生态要素应向高效转化,增强创收主观能动性。二是推进金融生态信息透明化。政府应加强村寨金融电子化建设,形成信用增强机制,严惩生态旅游扶贫资金投放信息的虚假行为。三是打造低碳循环经济。只有整合各项资源形成生态旅游产业链,才能突破单一离散的经济结构。例如“水稻种植—秸秆充饲—河鱼繁殖”的“水稻养鱼”生态农业旅游系统就是典型低碳循环经济模式。从而从经营、就业、奖励和资产四方面实现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居民绿色、健康、可持续增收。
四、结语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拥有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是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重要载体,国家高度重视偏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扶贫工作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为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广西也适时提出了新要求。2017年5月,广西民宗委颁布的《自治区民宗委关于培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指导意见》指出,广西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改善村寨生产生活水平,實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脱贫致富。那么单纯的经济发展、自然保护或社会和谐都并非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精准扶贫的目标,有效实现生态旅游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未来我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导向。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应切实结合扶贫开发现状,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可持续发展机会,更好地发挥生态旅游扶贫示范和辐射作用,推动其生态旅游经济绿色健康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忠军,邓鸥.南岭走廊民族走廊贫困现状与扶贫开发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4(6).
[2]李慧.我国连片贫困地区生态扶贫的路径选择[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3(4).
[3]李忠斌,李军,文晓国.固本扩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J].民族研究, 2016(21).
[4]罗永常.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政策选择[J].贵州民族研究,2006(4).
[5]李天翼.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6]李燕琴.反思旅游扶贫:本质、可能陷阱与关键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
[7]李燕琴. 旅游扶贫村寨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J]. 旅游学刊,2015(11).
[8]严力蛟.生态旅游学(第一版)[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9]郑向敏,邹永广.我国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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