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变迁与教育危机

媒介对教育模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媒介不仅是我们获取文化和技术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技术，这种文化和技术必然对建基其上的教育产生影响，选择/创造了适合第一媒介特性的教育模式并结束上一个文化时代的教育模式。

审视西方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教育危机的发生时间（公元前5世纪、16世纪和20世纪前后）都与当时社会文化中第一媒介的变迁期高度契合。对此，媒介环境学创始人尼尔·波兹曼归结为第一媒介的每一次变迁都引起了教育危机，教育的目的、任务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因为，不同的媒介方式构造的是不同的认识论，不同的认识论对“学习”“知识”“怎样获得知识”等事物的界定必然是不同的，正如同印刷机和电视对学习的定义是不同的，由此决定了教育（学校教育）的性质和样貌的不同。对于美国当前问题不断、争论颇多的教育，波兹曼认为这正是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的典型例证。危机出现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电子革命。

一、第一次教育危机

西方教育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在这期间，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过渡。第一媒介的变更直接导致了社会文化认识论的转变，改变了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知识的看法，进而对原有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教育危机由此而出现。

在书写字母出现之前，古希腊处于口语文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是口语文化的产物，具有突出的口语文化特征，以培养感官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目标，强调口头发音的准确清晰、口才的雄辩和体魄的强健，采用的是与弹唱等活动紧密相连的教育方式。体操学校、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三者是相互配合完成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和音乐艺术（包括文学）的课业。人们学习以文法、修辞学和哲学（“三艺”）为主的文化知识，目的之一就是训练学生雄辩的演说术。

当书写字母文化兴起之后，学校教育的目标发生了明显转向，对理性的强调、对视觉/阅读的重视等逐步代替了和谐发展的理念，并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于是，整个口语文化的教育大厦歪斜崩塌了，建基其上的古希腊学校教育理念及其方式被彻底颠覆，由书写字母所主导的认识论、价值观和教育观取而代之。体育馆、音乐学校和士官学校迅速凋零，文法教师地位上升，修辞学校及修辞课程等受到削弱，教学内容也日益流于空洞无物与形式主义化，因为随着字母书写的兴起，人们已不再那么倚重口头表达，演说在希腊人的生活中逐渐丧失重要地位。当然，媒介变迁是导致教育危机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雅典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也是导致教育危机不可忽视的原因。

波兹曼认为，柏拉图的著作反射并解答了雅典教育危机的状况及原因，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清楚地揭示出古希腊从口语文化过渡到字母书写文化后社会文化全然一新的发展方向。在字母书写文化的基础上，柏拉图强调理性思维，提出理念论和回忆说，并将它作为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柏拉图认为认识不是对物质世界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认识真理就是接近最高真理的理念，因此学习的过程就是恢复固有知识的过程，“学习只不过是回忆”[1]。柏拉图重视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认识，认为概念和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理性的训练是柏拉图教学思想的主要特色。在教学过程中，柏拉图认为要始终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最终目标。在《理想国》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和“沉思”两词，认为关于理性的知识唯有凭借反思和沉思才能真正的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三。感觉的作用只限于对现象的理解，并不能成为获得理念的工具。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心思凝聚、学思结合，“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最后达到‘善’理念的方法”[2]。

处于雅典社会文化变动之中的柏拉图，他的教育思想也呈现出典型的双重性，同时具有明显的书写文化倾向和口语文化倾向。一方面，柏拉图强调理性教育，认为掌握理性知识是启发智慧、培养理性的基础，重视算术、几何、天文等学科，坚信辩证法是理性教育及其完善的顶峰，他不容置疑地指出“辩证法像墙头石一样，被放在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最上头，再不能有任何别的科目放在它的上面”[3]。这无疑是文字媒介的共鸣。另一方面，柏拉图延续了雅典的教育理念，提出了对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和谐教育”思想，认为体育和音乐教育是两项最基本的教育，两者结合可以塑造心灵、培养善德、锻炼身体、增进健康，实现“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4]，培养高尚完美的人。这无疑是口语的共鸣。

雅典时期的教育危机，是西方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危机，对后世的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次危机中，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都发生了转向，其根源则在于书写文字的出现和普及。至于学校教育所面临的第二次重大危机，有待于再一次的第一媒介变革的发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出现于15世纪的印刷机。

二、第二次教育危机

16世纪，西方教育领域内发生了一场重要而深远的变革，各国的教育改革运动风起云涌，波兹曼称之为西方教育史上的第二次教育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在于印刷机的出现。

不断普及的印刷机及其产品使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催生了从宗教、文化到教育等多个领域的改革运动。被媒介环境学者视为典型例证的便是建立在印刷机基础上的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学校教育的改革。宗教派别之间为了争夺教育权和出于培养本教派后续力量的目的，都将学校教育摆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大力推行面向民众的文化教育，实现了教育的世俗化，进而打破了罗马教会的教育垄断权，教育权力逐步转移到世俗国家手中。这场运动直接促使学校教育开始采用本地化语言进行教学，改变了以往古典拉丁文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如阿什克罗夫特评述的“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学校教育在欧洲的普及。在没有印刷术的文化里，让人人学会读书写字没有必要，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副本数量足够的教材。唯有精英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这群人学习的重点是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大多数的书是用这两种文字写成的。有了印刷术之后，凡是重要书籍人人都能拥有的可能性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这就是普及文化的理性依据”[5]。以英国为例，印刷术传入以前，英国书籍的唯一来源是修道院，而且是手抄本，内容只限于教会允许的范围。印刷术的传入和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和读者的增加，及至1500年，英国至少已印了360种书[6]，较大规模的私人图书馆也逐步涌现。这些都必然地加速了人文主义新教育理念的传播。人文主义的教学诉求逐步凸显，人文主义者们不仅热衷于寻找被中世纪的人们忽略或遗忘的古典作品（或者找到比之更好的文本），而且还沉迷于编辑制作拉丁语和希腊语文本以及将希腊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旨在复兴古代的知识与修辞、古代用语的纯洁以及古代论辩的技巧[7]。教育方式也从基于辩证和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转向更加强调修辞和伊拉斯谟的方式、从基于聆听转变为基于阅读。于是，在该时期的学校教育中，学生不再仅仅是聆听，而且还要读和写。无疑，这一教育现状的转变是建立在印刷机生产出的相对便宜的大量文本这一基础之上的。

然而，当各类改革运动进入16世纪，教育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宗教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得“宗教改革对学校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新教会仍执行着旧教会的职责”[8]，新教会依旧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学校仍以宗教训诲和古典学科作为教学的中心内容，把崇奉教义信条的教士和沉浸于古代世界的学者作为教育培养的最高目标[9]。另一方面，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改革实践只是在少数学校（由杰出的教育家兴办）中得到体现，大部分学校依旧让学生死记硬背枯燥的古典拉丁文，而且体罚学生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同时，人文主义教育也有自身的缺点。人文主义教育是建筑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照搬和模拟的基础上，教育家们既想从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思想中获取解放的力量，又因珍视古希腊罗马文化，以致言必称希腊，事必以罗马为师。发展到后来，崇古倾向占据了上风，出现了舍本逐末的现象，人们一味贪求博学和模仿文体，鄙视现实实用的学问，结果导致了古典主义的泛滥，在教法上又回到了烦琐主义的老路上去，重新把大批青年人引入故纸堆[10]。

至16世纪末期，人文主义呈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对于普通生活权利的坚决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世俗青年进行教育的需要。这种教育要培养的青年人既不是以后教会执事，也不是将来的学者，而是经验丰富的实干家和优秀公民”[11]。然而，止步不前的教育越来越脱离社会发展的需求，致使广大社会阶层尤其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纷纷转向对新教育的探索。人们开始对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逐步将教育的目标从学术培养转移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绅士教育思想的产生标志着从封建教会教育向资产阶级世俗教育的转变，在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刷术在教育领域内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儿童的受教育状况，现代的“童年”概念逐步成型，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童年必须经过一定长度的、系统的、有严格等级的书写文化教育才能成为“成人”并进入成人世界。

在这一场教育变革风潮中，约翰·洛克成为该时期新教育（绅士教育）提倡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洛克敏锐地发现了读书与儿童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提倡新的教育方式。他一方面珍视童年，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儿童的智能发展与自律能力。尽管洛克沿袭了古希腊教育对体格发育的传统，但是他的着眼点在于培育儿童的推理能力，因为洛克认为儿童必须有强健的身体才能保证遵从或执行头脑的命令。在知识和观念的起源问题上，洛克反对柏拉图的“回忆说”和笛卡儿的“天赋论”，提出了“白板说”，高度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在强调教育的同时，洛克对当时英国的学校教育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他认为到学校接受教育是弊多利少的。他批评当时学校的学习，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辩论。我们所受教育，结果只会停留在学校里面，不能跳到人世间去。对此，傅伊德在《西方教育史》中指出“洛克事实上完全否认学校的学习是一种教育”[12]，是站立在当时英国绝大多数文法学校实践（实质上是针对任何类型的学校）的对立面。

在印刷机的催化下，西方教育实现了从宗教教育向世俗化现代教育的转变。在此之后，以批量生产的、廉价的、统一的印刷物为课堂教学载体、建立在由铅字文化构造的知识等级制/准入制基础上的班级授课制、学年制等现代教育模式逐步产生和成熟并延续至今，成为现代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第三次教育危机

20世纪50年代，当电视在美国家庭中普及并成为人们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桥梁后，美国社会发生了由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的转向，第一媒介也从印刷机迅速地过渡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被誉为“电子时代的先知”的麦克卢汉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文化倾向的改变，他从媒介学角度对当前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激烈且富有诱惑力的批判。

麦克卢汉认为强调线性、理性和视觉的印刷术结束了靠拼音文字和手稿流传下来的口耳相传的、流传了2500年的教育模式。而在印刷术成为第一媒介500多年后的今天，电子媒介具有同印刷术一样的力量，新时期的教育也势必需要对依存于铅字的教育任务、方法及程序等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在印刷时代，印刷术所锻造的教育模式是线性排列和分析的，是静态片段和机械的，而电子媒介所需要的教育模式是同步的，是开放的和多维的。然而，教育工作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转变，没有认识到在电子环境中，他们所维护的现存教育制度及相关价值已不合时宜且备受新媒介的威胁。麦克卢汉指出，无视外界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固守旧媒介文化的传统教育对第一代电视儿童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原因有两点：第一，电视儿童成长于19世纪50年代电视普及的家庭环境中，他们和由印刷术哺育的上一代具有鲜明的神经性的差距，麦克卢汉称他们是新的部落式后代。然而，他们面对的学校教师是受到印刷术钳制的旧时代的人，这些教师的思维和经验习惯是与新一代儿童格格不入的。第二，因为每一秒电视声像提供的数据都远远超过了几十页文章提供的数据，习惯于电子信息接收方式的20世纪的儿童却被塞进了19世纪不仅数据流量小而且呈现出分割模式的课题和教学计划中。因此，新一代儿童在教室里必然会不知所措且感到厌烦，他们的学习兴趣必被扼杀。传统的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不仅如此，传统的教师身份及教育方法也同样面临生存性危机。电子媒介使“我们今天生活在许多没有围墙的课堂里”[13]，这一社会现状必然对教师的使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题为《电子革命：新媒介的革命影响》（1959）的演讲中，麦克卢汉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对同行发出了警示：“今天，我们大家就像失去家园的难民，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我们成长时期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电子革命赋予教师的使命不再是提供信息，而是提供洞见;它赋予学生的身份不再是消费者的身份，而是教学伙伴的身份，因为学生早已在课堂之外积累了大量信息。”[14]电子时代的学生希望的是，参与生产的创造性过程而不是消费并慢慢吸收一揽子的数据，因此，教师需要接受深度的教育培训，重新定位，转变身份，采用开放式、探索式和互动式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和洛克一样，麦克卢汉激进地否定传统的学校教育。他把学校称为思想惩罚的工具，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最少的教育，因为传统学校教育所传授的线性的分析方法，不仅无法帮助人们应对电子信息时代中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而且扼杀了新一代电视儿童的开放式、多维式和部落性的思维特性。与洛克放弃学校教育而转向家庭教育不同，麦克卢汉寄希望于学校教育的改革，指出现存的教育制度必然要脱胎换骨以适应全新的媒介环境。在这个信息超载的时代中，要使学校不成为没有铁窗的监狱，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新技术和新价值另起炉灶。电子时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自助式的、深入探索式的教育，这个时代的教育问题是动机问题，而不是消费被提前处理和编辑好的信息包的问题，后者正是印刷文化的典型模式。因此，新时代的教育任务是通过师生互动来发现新东西，同时帮助人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新力量来丰富自己而不是被它们消解。麦克卢汉对新媒介的教育模式充满信心，认为正是电视和录像的出现使教育得到了延伸，宣称“教育闭路电视”[15]一定会取代传统的书本教育，正如汽车一定会取代马一样。

随着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改变教育现状的意愿日渐强烈，对学校教育的批判声也不绝于耳。波兹曼在《怎样认识一所优秀学校》（1973）[16]中指出1959年马塞诸塞州教育会议之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大力批判美国当前的学校教育，提出要对学校课程进行改革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人们相信教育技术的进步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课程模式，从而解决学生学业失败的问题。在1965年到1970年间，学校问题引发了更为广泛的争论，批评家们将火力对准学校的官僚主义，强烈要求变革学校的管理程序以改进学校。《非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1970）的作者伊万·伊里奇将理想学校畅想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老师又是学生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告牌上发布通知，说明他想讲授的课程……授课的人也可以听取其他人的课程”[17]，他甚至提出要废除学校，以“学习网络”取而代之[18]（当然，伊里奇的“学习网络”并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网络（network）媒介，而是指为了充分利用社会中各种有意义的教育资源，每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平等地进行交互学习的网状的教育组织形式）。伊里奇认为，在非学校化社会中，学习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不需要其他人的控制和掌握，学习就是参与到社会的意义背景之中的结果[19]。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网上教育纷至沓来，学校教育危机进一步凸显。持技术乐观论的莱文森指出网络促进了教育的非集中化，实现了教育的无处不在，“网上教育处处皆中心，无处不中心。只要有电脑、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就行。因此，它使自古以来的高等教育趋势为之逆转”[20]。对于网络时代的新型教育，莱文森抱以高度期望，“也许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学校正规教育的许多目的和范围将要过时，除了它官方认可的学位之外，它的许多东西恐怕都要过时。”[21]纵观这些质疑学校必要性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不建基于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之上，即在电子媒介的帮助下，各类信息唾手可得。于是，作为知识的传授机构和信息控制机制的学校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电子媒介因其自身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娱乐性是电子媒介的应有之义，电视就是典型代表。电视课堂背后强烈的娱乐性颠覆了印刷文化所构建的教育理念，瓦解了教育的严肃性和宏大性，诱导课堂教育走向电视化和娱乐化，引发了学校教育的第三次危机。由此开端，学校在教育电子化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多媒体设备迅速地挤占了印刷书籍和手写文字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后继的iPad课堂则变本加厉，它直接将印刷书籍和手写文字驱除出课堂，并宣告新时代教育革命的到来。无论是电视课堂还是iPad课堂，它们宣告任何知识都能通过功能强大却操作简单的信息媒介/技术进行传播，任何知识都能以愉快轻松、形象有趣的方式获得。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潜移默化下，传统印刷文化所致力构建的严肃、理性和自律等特性被消解于无形。

四、应对教育危机

面对当前的教育现状及其问题，波兹曼积极探索。在经历了激进的教育改革运动之后，回归保守的波兹曼从媒介环境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保存观，以应对教育危机。

早在20世纪60年代，波兹曼的教育改革态度是激进的，他赞同麦克卢汉对环境和神经之间关系所做出的洞见，认为教育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媒介环境的变化，并积极跟上社会文化的发展步伐。在《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1969）中，波兹曼指出“学校只关注印刷文化，环境却要求把学校的关怀延伸到一切新形式的媒介，新媒介和环境的变化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虽然新媒介的重大影响还在评估中，如今的趋势却要求，凡是给教育增加现实意义的努力都必须充分考虑新媒介的作用。”[22]该书成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教育改革运动中的经典读本，影响广泛而深入。在这场运动中，波兹曼不仅是理论上的领导者，更是实践中的佼佼者，他所创办的新型学校也是当时教育改革实践的典范。

然而，1979年《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波兹曼的自我否定。波兹曼不仅批评原先盟友霍尔特的观点，而且指出所谓的“儿童权利运动”实质上造成了儿童文化合理化的消逝。波兹曼批评伊里奇等人的学校消亡论，讽刺地指出在电子媒介环境中，学校一定会消逝，无须劳烦他们专门写书进行论证。早期的波兹曼认为学校教育的危机在于没有跟上媒介的变化，思想转变之后的波兹曼同样认为当前的学校教育面临危机，但是这一危机的出现不是因为学校固守印刷文化，而是因为学校放弃了自身在印刷文化中的原有定位，转而热烈地迎合电子媒介并积极地将电子媒介引入学校教育，进而导致教育的目的和方法都出现了严重偏差。学校教育的生存危机由此而来。波兹曼指出，学校（建基于印刷文字之上的学校教育）是印刷机的衍生之物，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地位的高低，400年来，教师一直是印刷术创造的知识垄断的组成部分。然而，电子媒介直接瓦解了学校赖以存在的根基，蓬勃发展的电视可能会终结教师的职业生涯。波兹曼从媒介环境的角度批判已经被电视、录像等新媒介侵蚀的学校教育。他指出，迅猛发展的电视已经成为第一课堂，它不仅成功地战胜了学校里的课程，而且几乎消灭了学校里的课程，最终电视取代学校成为美国最大的教育产业。然而，受到媒介特性的制约，电视不仅无法承载复杂的思想/内容，而且电视也无法像书籍等传统媒介那样对事物进行深入理性地探讨，所以，波兹曼认定“以电视为文化背景的现代学校制约了儿童的思维”[23]。不仅如此，电视以友好的面孔直接更改了学习、智慧、真实等事物的定义，使“娱乐”深入人心并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认识论。这不利于整个社会文化的长远发展。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是在电子媒介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维与印刷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具有明显的不同。由此，有教育工作者认为iPad电子教学以互动为特色，更适合今时今日的学生。美国高二学生伍兹的一段话就代表了电子媒介环境中人们（尤其是学生）的普遍看法：“我觉得大家会喜欢。我真不知道哪个高中生不想要一部iPad，我们在家常用电子产品，上课时则用（纸质）教科书，能够统一起来真好。”[24]这一观点正是波兹曼所大力反对的。波兹曼认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保持整个社会文化的平衡，面对当前社会文化严重偏向电子媒介这一社会现状，学校必须肩负起传承印刷文化以对抗电子文化的重要使命。从环境制衡的角度出发，波兹曼提出了文化保存观，强调文化的平衡，并指出实现文化保存、维护媒介平衡的重要途径/手段是教育。波兹曼的理想教育是“恒温器”，当“环境呈现出创新势态时，教育就尽力保存传统。换句话说，社会受环境约束时，教育就表现出创新的态势。无论社会是快速变化或是静止不动，教育都需要不紧不慢。教育的功能总是对潮流进行反制，并推出反面的景象。教育的恒温器观点并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而是以平衡为中心”[25]。

波兹曼决绝地与赫胥黎、威尔斯站在一起，坚持不懈地著书告诫世人“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26]，呼吁世人能够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偏向，认识到媒介与教育的关系，进而有意识地大力保存印刷文化以对抗电子文化狂潮，驱除迷雾，帮助教育重回充满希望的正途。唯有如此，教育才能有效地引导我们对抗技术垄断，抵制信息泛滥，帮助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2页。

[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8页。

[3]同上，第302页。

[4][古希腊]柏拉图：《论教育》，郑晓沧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23页。

[5][美]约瑟夫·阿什克罗夫特：《印刷术及其对文化与传播的影响：媒介环境学的诠释》，转引自林文刚：《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

[6][美]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稿纲要》，何冰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04页。

[7]H.Lotte， J.B.Trapp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VⅢ1400—15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85.

[8][英]傅伊德，金：《西方教育史》，任室祥，吴元训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9]平丽：《英国绅士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10]刘新科：《国外教育发展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1]同[8]，第207页。

[12]同上，第274页。

[1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4]同上，第1页。

[15]同上，第6页。

[16]Neil Postman， Charles Weingartner， How to Recognize a Good School， 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1973， p.23.

[17][美]乔尔·斯普林格：《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贾晨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18]谌启标：《尼尔·波兹曼学校批判与学校重构理论》，《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19]周荣芳：《伊里奇非学校化教育思想及其对我国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启示》，福建师范大学2008硕士论文。

[20][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1]同上，第281页。

[22][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23]Neil Postman， Making a Living. Making a life： Technology Reconsidered， College Board Review， 1995， （77）： 8—13. 转引自谌启标：《尼尔·波兹曼学校批判与学校重构理论》，《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24]黄敏：《iPad取代课本走进美国高中》，《北京青年报》2011年9月5日。

[25]同[22]，第170页。

[2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责任编辑 郎静）